故园无此声

这个故事写了一对男女。
男的叫周明远，吉林榆树人。家里开烧锅的，酿高粱酒，方圆百里都知道“周烧锅”。父亲攒了一辈子钱送他去美国念书，他在美国待了四年，学历史，喝威士忌，跳爵士舞，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洋派人物。结果回来的时候家没了，爹死了，烧锅被人占了。他跑到东北教书，入了地下党，但心里头什么都不信——他就是觉得烂命一条，死了也不可惜。后来组织调他去上海，他头一天不去接头，先去百乐门喝酒。
女的叫沈月红，山东明泽人。七岁那年父亲被地主打死了，她跪在冰碴子上磕头，求人给副棺材板，没人理。后来母亲死在上海街头，她被戏班子收养，学了十年戏，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花旦。但她暗地里是地下党交通员，代号“惊蛰”。惊蛰是什么？惊蛰是春雷乍动、万物复苏。她这辈子就在等那声响雷。
这两个人在上海碰上了。
一开始她看不上他。她觉得这人散漫、嘴贫、不靠谱。他也确实散漫。但他第一次听她唱《桃花扇》，听到那句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”，他愣了。他没读过这出戏，但他见过楼塌。他家的楼就塌了。
后来他们一起送情报、躲巡捕、在黑灯瞎火的弄堂里穿行。有一回他负了伤，她在闸北一间逼仄的阁楼里照顾了他七天七夜。除夕夜，外面放爆竹，她站起来，没上妆，没穿行头，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，给他唱了一段山东梆子——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她唱破了一个音。她从来不破音。
他就是在那个晚上，觉得自己不能再那样活下去了。
故事后来很长。她去了苏区，牺牲了，二十九岁。他活下来了，辗转到了香港，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终老。他这辈子没有再娶。他保留着三样东西：一张旧戏单，一本旧戏折子，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。信的开头永远是“惊蛰同志，见字如晤”。他写了三十年，每年除夕加一段。
这就是两个人的一辈子。
这小说写的是革命，但革命不是口号，是具体的牺牲，是具体的离别，是具体的“你活着，我死了，但我没白死”。这小说写的也是爱情，但爱情不是花前月下，是一九三三年上海除夕夜的一曲山东梆子，是他说“等太平了咱们去贝加尔湖养牛羊”，她笑了一下，没来得及答应。
我写了他们从哪儿来。吉林榆树的雪，卡岔河的鲫鱼，周家烧锅的酒糟味。山东明泽的煎饼和大葱，冰碴子上的膝盖，乱葬岗上没有名字的坟。我觉得不把这些写清楚，就不懂他们后来为什么那样活、那样死。
我也写了上海。法租界的梧桐树，霞飞路的咖啡馆，闸北的弄堂和棚户区，黄浦江上的雾。那是一个多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多坏的时代。所有人都在挣扎，有些人沉下去了，有些人浮上来了，有些人沉下去之前把别人托了一把。
我不觉得这是悲剧。沈月红死的时候二十九岁，但她这辈子没有白活。周明远活到八十多岁，但他的一辈子停在了二十九岁她死那年。他们谁也没有白活。
这本书不打算教人什么道理。它只是写了两个人怎么活过，怎么爱过，怎么在一个破碎的时代里守住了一点东西。那点东西是什么，说不清楚。也许是信仰，也许是承诺，也许是除夕夜煤油灯下的一个影子.